当前，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深刻变化。世界经济整体仍处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深度调整阶段，但各国表现有所分化。美国经济重拾增长动力，欧盟、日本则停滞不前，巴西、俄罗斯、南非等一大批新兴国家经济发展遭遇较大挫折，大宗商品价格低迷，汇率波动较大。国内经济告别高速增长,进入结构转型、创新驱动的新常态，在新旧动能转换阶段包括纺织业在内的实体制造业面临较大困难和下行压力。当前，在国内各项改革全面推进的同时，创新型自由贸易试验园区、京津冀一体化等重大顶层设计陆续出台，特别是“一带一路”这一着眼于中长期发展的重大战略自2013年秋天首倡以来，2015年正式进入了全面推进阶段。
本次大会以“‘一带一路’的纺织版图”为主题，就我国纺织产业加快推进全球布局、创造国际竞争新优势所面临的形势、机遇和重点进行深入探讨。借此机会，谈几点看法。
一、加快产业跨国布局的形势十分紧迫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纺织工业抓住机遇，取得巨大发展成就，高度市场化的纺织产业链基本建成，成为世界纺织投资、生产、消费和出口第一大国。中国纤维加工总量占世界纤维加工总量的比重从1980年的10.7%上升至2014年的50 %以上，纺织品服装出口额占世界比重也实现历史性增长，2000年为14.8%，2008年上升到30.3%，2014年继续上升到37.4%。
但同时自金融危机以来，行业面临的国内外挑战愈发严峻，国际竞争优势和可持续发展后劲面临威胁。
一是全球总需求增长乏力背景下，纺织供应链之间的比较优势竞争更加激烈。
根据波士顿咨询报告，过去十年间，中国的劳动力、能源成本上涨以及汇率升值大大削弱了包括纺织业在内的制造业领先优势。纺织服装业更面临产业工人总量短缺和资源环境约束导致成本刚性上涨的现实困难。同时，棉花国内政策虽有所改善，但国储棉库存和质量问题仍十分突出，由此造成的不确定性影响整个产业链的稳定运行。这一系列因素导致的综合成本上升在客观上削弱了我国纺织工业领先的国际比较优势。例如2009-2014年期间，越南纺织品服装出口金额的年均增速达到18.6%，超过中国同期6个百分点。我国占日本纺织品服装进口的市场份额也从80%以上迅速降至去年的70%以下。
二是全球贸易政策变革正在深刻影响全球纺织供应链的重塑，TPP等区域贸易协定将对我产业健康发展造成较大挑战。
自从多哈回合陷入僵局以来，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协定对全球货物贸易带来巨大影响。例如由于大部分产品双向零关税，中国-东盟自贸区自2010年建成后促进了我国和东盟国家纺织服装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东盟迅速超过日本成为我第三大出口市场。鉴于美国、日本巨大的市场容量以及“从纱认定”的原产地规则，刚结束部长级谈判并进入各国立法机构审批阶段的TPP给越南等国的棉纺、面料和服装产业带来大量新增投资。此外，欧盟、日本通过调整优惠国别关税政策，给柬埔寨、缅甸、越南等国纺织服装产品零关税或者普惠关税，加速了部分国际订单从我国转移至上述国家。麦肯锡咨询公司近期对美欧40个品牌服装公司调查显示，孟加拉、越南、印度、缅甸和土耳其成为服装采购转移的首选地。这些国家的后发优势不容小觑。
三是全球新一轮工业革命和消费革命已初见端倪，中国纺织工业突破价值链低端的形势和任务十分紧迫。
以智能制造突破为代表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正在开启。德国、美国等发达工业国家提出了“工业4.0”和“再工业化”。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生产链深度融合、工业机器人和全程智能实现了创新突破和较大规模应用，工业组织流程、产业竞争范式和全球工业竞争格局面临重大调整。同时，在终端消费层面，全球数以十亿人计的消费需求朝品牌化、时尚化、个性化和高性价比转变，网络消费占比快速增加，全覆盖网络加上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的突破，使得需求端的即时海量信息对研发、生产端的引领和带动作用日益突出。
过去几十年的努力，使得当前中国纺织工业在全球供应链的制造环节中占据中心地位，但在全球优质原料资源掌控、美学原创设计和时尚引领能力、国际性品牌和渠道掌控这些纺织服装业的价值链高端地带，我们依然不够强大。更值得关注的是，我们与发达国家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的核心软硬件创新及服务性应用还有相当距离。另一方面，近几年以优衣库为代表的海外强势快消时尚品牌在中国市场实现了大规模渠道建设，市场渗透十分迅猛，削弱了国内服装品牌的资本积累和发展后劲。我国纺织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存在被锁定在供应制造环节的风险。
二、“一带一路”战略为纺织业国际布局创造有利环境
为了应对诸多国内外挑战，创造新的国际竞争优势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近年来，我国纺织业的跨国布局呈现加速推进态势。行业众多骨干企业进行跨国资源配置主要沿着二条主线进行:一条主线是以产业资本为主导，通过绿地投资、合作进行生产力的跨国布局，打造“中国+周边国家”的制造基地布局模式，维持和提升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领先优势，例如以天虹、百隆东方和华孚为代表的中国棉纺业已在越南投资了约200万锭纺纱项目;另一条主线是产业资本通过海外直接投资、并购，对全球范围内的优质原料资源、设计创新资源、品牌资源和市场渠道资源进行垂直延伸和掌控，带动行业整体向产业价值链的高附加值领域渗透。例如如意在澳大利亚的棉花农场投资和在多国的品牌并购、富丽达收购加拿大溶解浆公司、雅戈尔收购新马以及金昇收购欧瑞康部分资产等。整体上，通过海外投资实践，行业企业的国际运营能力获得较快提升。
对于纺织业对外投资而言，2015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一带一路”重大倡议自2013年秋天提出以来，以今年3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为标志，正在各个层面全力推动落实。“一带一路”战略作为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做出的重大政治、经济决策，与纺织服装的部分产能跨国重置历史进程完全契合，给企业更好进行国际布局提供了良好机遇。
一是在指明和引导海外重点投资区域的同时，通过国家间共赢式合作共建为海外投资提供顶层设计和多重保障。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而包括中国在内、东西横贯两大经济带的“一路一带”沿线目前有65个国家，人口44亿、GDP 21万亿美元，分别占世界的63%、29%，贸易总量只占全球1/4，以贸易促经济发展，以经济发展带动贸易增长的正循环潜力巨大。“一带一路”共要推进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国际经济走廊建设，其中“中国-中南半岛”是目前我国纺织产业资本绿地投资集聚地，其余五个国际经济走廊中，中巴、孟中印缅和中国-中亚也有我产业跨国布局所需的丰富原料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并且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的纺织服装工业也较为繁荣，这些都是行业进一步对外投资的潜力区域和重点国别。
为了实现“一带一路”宏伟目标，今年五月中央和国务院先后出台了二份高度相关的指导性文件，分别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和《国务院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了鼓励纺织等优势产业“走出去”思路，并对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显著提高对外投资的便利性。
“五通”是“一带一路”的核心内容。其中政策沟通是共建的重要保障。今年由国家领导人亲自推动，中国已经与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签署了“一带一路”共建的一揽子重点项目。可预见的是，未来重点投资合作国别会不断增加。中国政府与“一带一路”沿线政府将共同背书支持越来越多的海外经贸合作园区、工业园区，这有利于纺织企业提高落地效率、降低投资成本，形成产业集聚优势。随着中国与各国之间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议，在“一带一路”区域内对外投资的安全性和利润流转将更有保障。
“五通”中的资金融通则为企业在沿线国家投资提供了获取优惠信贷支持的机会，无论是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还是中国工商银行等大型商业银行，以及丝路基金(400亿美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1000亿美元)、金砖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都会在国家支持下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优质项目提供充足的资本保障。随着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逐步发挥区域计价、结算及投、融资货币功能，也会增强国内纺织企业对外投资的财务灵活性和便利性。此外，“五通”中的民心相通将通过扩大人才交流、媒体合作、科技合作等方式，努力打消各国对于中国资本进入的疑虑和质疑，降低投资的政治风险。
众多的政治、外交和经济资源投入，将为包括纺织业在内的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创造尽可能安全、稳定的中长期经济地理环境。
二是加速打造深度融合的国际国内市场，为企业跨国布局提供各种更加优质的要素资源、目标市场及其配置保障制度。
“五通”中的设施联通和贸易畅通至关重要。其中设施联通将通过大规模的陆海空国际基础通道建设，大大增强区域内的货物流转效率，促进国际运输便利化，切实降低交易成本。而石油、天然气、电力等基础供应能力和管道建设，也能为沿线国家的制造业发展提供充足的能源保障。
目前世界双边和多边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十分活跃。如果我们观察世界贸易版图和正在进行的重要FTA谈判，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带一路”区域内的市场一体化是对美国在太平洋区域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美国-欧洲区域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合围的有力回应。“一带一路”的贸易畅通将把沿线60多个国家纳入建设自贸区的视野，目前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区升级版、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RCEP)、中国-海合会、中国-斯里兰卡自贸协定以及毗邻的中日韩自贸区等都在积极谈判过程中。
“一带一路”区域内的一揽子自贸协定不仅将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更主要的是创造高效的、规则趋同的一体化大市场，能够明显的促进贸易新增长点，对于纺织产业在区域内的制造基地布局和纺织服装、纺织机械的市场增量影响深远。值得一提的是，“一带一路”还将促进国内一体化的深度和广度，通过交通、通讯、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现代化和通关等制度一体化安排，加速形成真正高效、统一的市场。
同时，更关键的是，随着互联互通和大规模基础设施现代化的实现，区域内金融资本、人才、劳动力、能源、原料和产品的有序、快速和自由流动，将大大提升区域内纺织供应链的潜在效率，从而单个中国纺织企业在区域内不同国家进行产业链垂直一体化经营和产能跨国配置的可行性会大大提升。
鉴于地缘政治竞争和各国复杂国情，“一带一路”建设必然不会一帆风顺。作为一个创造大量国民财富、解决大众就业效果显著的民生型基础产业，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纺织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预期投资将会收获到更多的利益。
三、“十三五”期间行业全球布局需关注的几个重点
“十三五”期间，全行业需要以全球眼光统筹国内国外优质资源配置，力争通过“走出去”初步实现产业链跨国整合和价值链的提升。要实现上述目标，要对以下几点特别予以重视和关注。
一是继续保持谨慎态度，在海外布局中切实做好可行性研究和风险防控，同时不断提升企业总部的核心业务能力。
从英国到西欧、南欧和美国，再到日本，再到香港、台湾地区和韩国，再到中国大陆，世界纺织服装的中心制造环节经历了典型的转移过程，跨国供应链体系越发成熟，这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所建立的国际贸易通行规则和更加开放的贸易环境密不可分。当下，WTO贸易数据证实了“中国+东南亚”的制造中心地位：2005年至2013年，亚洲国家纺织品、服装出口金额占世界比重分别从47.1%、48.3%上升至59.8%和59.4%，年均增速均高出世界总体增速3个百分点。并且可预见中期内“中国+东南亚”将继续在世界纺织品服装供应链中居于中心地位。非洲、南美等其余地区，工业化制约因素依然突出，大规模投资需要保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充分做好可行性研究。
应该强调，“走出去”和国际化是手段，不是目的，是为企业增强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而服务的。尽管“一带一路”战略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善沿线国家的投资环境，企业还是应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和战略目标，理性判断和选择国际布局的方向和节奏。特别是在海外投资并购的尽职调查方面要下功夫，对劳动力供应和成本、劳动生产率潜力、产业链配套、基础设施、法律和政治风险、本地运营等诸多因素统筹考虑，计算综合成本，注重发挥投资目的地的真正优势。
此外，要强调的是企业国际布局的基石还在于国内核心业务的继续提升。随着原料供应问题逐步解决，特别是自动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生产的大规模升级，中国纺织业一方面可以继续较快提升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可以建设更高效的快速反应供应体系。应该看到，在智能制造和“互联网+”时代，中国纺织服装工业的国际比较优势继续提升的条件存在。同时，我国拥有纺织原料、中间工业品和终端消费品最大消费国的地位且市场增长潜力巨大，是中国纺织产业继续提升的重要基础条件。
二是正视与国际优秀跨国企业的差距，切实提升跨国供应链管理和全球品牌运营能力。
我们需要清醒认识到，虽然目前行业以棉纺、针织加工业为重点，已经在跨国生产力布局方面取得一定成绩，但海外并购，特别是海外品牌并购和品牌输出方面仍然有不少值得研究的教训。
除开国内市场，在国际纺织品服装货物贸易中，行业骨干企业无疑已成为并将通过产能全球化继续成为全球纺织服装供应链上核心的优质产品提供者，并取得相应利润。但客观上我们缺乏以一批全球品牌为龙头，完全主导和构建以我为主的跨国供应链并占据全球产业价值链高地的生态系统。近些年，以欧洲Zara、H&M集团和日本优衣库为代表的一批快时尚集团发展迅猛，根据2015福布斯全球企业2000强数据，Zara、H&M和优衣库的年销售额分别达到237、223和136亿美元，年利润分别达到33、29和7.3亿美元，与我国一些重要骨干品牌企业的差距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
要培育中国纺织业自己的全球品牌，我们还需要不断学习和提升全球优质资源配置和掌控的能力。特别是在品牌价值的维护和传递、美学创意资源的全球利用、优质原料和成品制造的供应链管理、不同国别市场的进入管理以及包括人力资源、财务、税务在内的全球基础管控运营方面要下苦功夫。我们希望骨干企业能够以我国巨大内销市场为后盾，在国内市场国际化竞争中提高品牌运营能力和可持续发展后劲，为成长为全球优势企业练好内功。
三是全行业要进一步协同协作，在境外适宜区域建设中国纺织服装工业园区进行积极探索。
随着亚投行、丝路基金以及国内政策性、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入实质性运作，互联互通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势在必行，我国纺织行业重点投资的东南亚、印巴和中亚国家会较快地改善基础设施水平，提高物流效率，投资环境整体趋好。鉴于重点经贸合作园区是国际产能合作和共建“一带一路”的主要载体，中纺联将积极发挥政府和企业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在重点经济走廊中的适合国家和区域，支持我骨干企业单独或者合作建设专项的纺织产业园区。专项园区将更有利于产业上下游和相关配套的集聚，提高运营效率和效益，也有利于争取主权国家间的协议性支持，更好的保障企业海外投资安全。
